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和手段。党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 “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的战略部署。广州拥有位于世界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南部枢纽等地理优势，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现实基础。建议广州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金融业集聚发展的经验做法，坚持高起点、高站位，全力构建业态丰富、结构合理、服务高效、运行稳健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与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相适应、与国家深化金融改革进程相一致，争取逐步进入国际区域金融中心行列。具体建议如下：

一、功能建设，重点打造竞争优势平台

金融服务是无形产品，仅仅在空间上将金融企业集中起来不是诞生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关键在于集中可调配资源建设金融优势集聚基础平台，避免分散重复建设。如广州民间金融街在全国的普惠金融方面已形成标志性示范，因此在普惠金融的政策、市场资源可进一步集中，强化其普惠金融功能的先发优势；又如南沙现代金融服务区以广东自贸区、国家新区、港口航运枢纽为依托，在发展外向型、物流业、装备制造业适配的金融业态具备实体产业的比较优势，应重点打造跨境金融、航运金融的功能性平台。

二、政策协调，补强区域金融支持体系

一是积极争取枢纽型机构导入。争取国家层面统一协调和整合国内金融业资源，为广州引导枢纽型机构入驻，配强金融业核心功能。二是加快金融地方立法进程。研究出台关于促进广州金融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明确金融业发展的目标定位、市政府发展金融的主要职责、设立表彰和奖励、加强金融风险防控等内容，为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法律支撑。三是对全市各功能区建设统分战略，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全市之力为重点功能区提供金融优势集聚的战略保障，同时注重区域差异性，避免各功能区之间产生重床叠架、同质化恶性竞争。

三、服务实体，产融结合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一是实施“金融+商贸”战略。充分发挥广州作为“千年商都” 、“一带一路”海上起点的资源优势，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供应链金融、商圈融资等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完善消费信贷服务功能，积极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二是实施“金融+先进制造”战略。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优势，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符合制造业企业特点的产品和业务，提升先进制造业金融综合服务水平。三是实施“金融+文化”战略。加大对文化创意企业的信贷支持，可充分利用中心城区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好的优势，在北京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区、花果山广州电视台现址、国家商标品牌创新创业（广州）基地等探索推进文化金融、科技金融综合试验区，实施包括资金、财税、土地、人才等在内的金融扶持优惠政策，发展文化股权投资市场，助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四、深化合作，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一是构建一个金融共同市场，体现特色金融品牌。区别于北京的“总部金融”、上海的“平台金融”，广州可以凭借千年商都、“一带一路”海上起点，华南高端制造业核心，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资源契机建立一个金融中心的平台，逐步纳入全球国际金融大循环。积极推动穗港澳台、广佛肇清云韶等城市金融机构合作和金融市场合作，积极探索实现资金、市场、信息融通共享，推动金融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服务、大数据等科技金融（Fintech），创设粤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实体经济的特色金融品牌。二是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广东自贸区南沙新片区等政策平台、广州空港、广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平台和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等合作交流平台建设，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合作、人才交流合作，大力发展金融服务贸易，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三是鼓励和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国际著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落户。培养一批精算师、反避税师等高级国际人才，完善广州金融体系的服务功能。

五、法治保障，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一是推广金融审判和仲裁。深入推进市属金融机构先行开展金融仲裁试点，切实降低金融纠纷化解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在各区人民法院探索组建金融审判庭和金融专家陪审员队伍，加强金融债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探索选取条件成熟的金融功能区试行“沙箱监管”模式。设立综合（混业）金融监管部门，创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同时，将一企一策的个案性审核监管转换为“沙箱”规律性、制度化监管，通过深化互联网信用库建设等手段，建立新型的良性互动监管与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