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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的实业救国之路


发布时间:2017-03-17 10:13:00  来源:本单位

胡厥文(1895.10 —1989.4

 

他,1895107日出生于上海嘉定,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在新中国成立66周年之际,我们无比怀念他。爱国,救国,建国,是他人生的三步曲,爱国贯穿了他一生的主线,救国是他多年的梦想,建国是他“新国光芒千万丈”的追求。他就是杰出的实业家、政治活动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老先生。

  他是“虽不会打枪开炮,却可以造枪炮”,支前抗战,组织工厂内迁,献身实业救国的“机械之友”。

  他是与毛泽东亲切交谈国是、周恩来为他送去延安的小米和红枣,与之有着深厚感情的“党的挚友”。

他是民建的创始人之一。70年前,他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沙坪坝土塆)的家里接待黄炎培、杨卫玉,首次商议组建民建问题,从而诞生一个政党的“民建先贤”。

 

蓄须明志:引领内迁抗战

胡厥文“髯公”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胡厥文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说:“我虽不会打枪开炮,却可以造枪炮。”他团结同仁,动员组织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厂,日夜赶制一批批手榴弹、炮弹、地雷和水雷等支援前线,成为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坚强后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暴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胡厥文等为代表的爱国民营企业家,坚守民族气节,积极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继续从事军需民用的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那时候,中国工业绝大多数都建在沿海地区,其中又以上海最为集中。当时的统计资料表明:上海有大小工厂、工场5418家。1936年底正式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登记的规模较大的工厂为1373家,约占全国已登记工厂总数的1/3,而资本额却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左右。上海的技工人数占全国技工总数的41%。这些民营工厂中的大多数厂家,在全面抗战暴发前,已接受国营兵工厂的定货。它们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胡厥文深知工厂内迁一事关系着全国抗战大局,他认为必须在日军到来之前,把上海等地的工厂迁到内地去,在那里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积极生产,充实国力,为争取抗战胜利效力。

  全面抗战暴发后,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胡厥文和上海机器厂经理颜耀秋作为上海机器五金业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明确表示了态度:“上海机器厂家,自愿将机器迁移到内地,以保证军事制造的需要。”此举促使国民政府加快了工厂内迁的步伐,国民政府决定着手组织工厂内迁。于是,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胡厥文担任副主任。

  当时,民营工厂中有部分人对内迁一事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战事会很快结束,心存侥幸。在内迁动员会上,胡厥文说:“现在神圣的抗战救国战争已打响,这次战争不可能像‘一· 二八’抗战那样快结束,日本的胃口大得很,它的目标就是要占领全中国。”

  有的人认为机器设备极为笨重,战时交通阻塞,长途迁移,风险太大,顾虑重重;有的人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上海一旦发生战争,就把工厂迁入租界,苟安度日。胡厥文又说:“须知亡国之日,守财者财不能守,惜命者命也难全。”“租界不是保险箱,依靠租界并非万全之策,要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法西斯强盗,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它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占了再说。”

  有的人从本厂的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看,认为离开上海即无法生存;有的人对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生活十分留恋等。胡厥文大声疾呼:“我们大家都不愿做奴隶,更不愿当汉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方工业很落后,我们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胡厥文当即表示将自己所办的工厂率先迁往内地,使得在场的爱国实业界人士深受鼓舞。实业界人士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

  由此,胡厥文全身心地投入迁移工作,冒着酷暑,顶着烈日,满脸是汗地走街串巷,四处奔走动员、呼吁。在很短的时间里,胡厥文先后落实了迁移中急需政府补助的款项56万元和运输工具等,保证了迁移工作的顺利进行。

  20余艘满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上海机器厂、顺昌机器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以及160余名技工的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从苏州河率先驶出,驶上了内迁的征途。在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内迁工厂的负责人和工人们一起在敌人的炮火下,抢拆机器、设备和物资。在胡厥文等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的146家工厂,1.48万吨物资和2500 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大后方。

  胡厥文所办的新民机器厂由上海到武汉,再辗转迁徙到重庆,择定小龙坎134号为厂址,主要生产各种工作机、发动机、制罐机及其他工作母机,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机器厂家。

  1939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几家在重庆的上海民营内迁厂。当他们一行来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极为欣赏。周恩来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邓颖超也分别挥毫,写下了“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和“合作奋斗,发展生产”的题词。

在重庆期间,胡厥文除主持所属各厂厂务外,还参与发起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并担任理事长等职。他脸上的胡须也随着时间的延长愈长愈多,长达盈尺,被时人称为“髯公”。日本投降后,蓄须明志长达14年之久的胡厥文,也以抗战胜利目的达到,很快地剃掉了他的长须,并在剃须前后各拍了一张照片,合印在一起,题为“二我图”,并在上面写了四句话:“抗战胜利,父子昆季,勿怠勿忘,岂以为戏。”

 

终身难忘:毛泽东的会见

  胡厥文与毛泽东的交往是终生难忘的一次会见。1945 8 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了各阶层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毛泽东的非凡胆略和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令胡厥文非常钦佩,胡认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胸襟和忠诚谋国之心”。

  9 17 日下午,毛泽东在曾家岩张治中将军的住宅“桂园”举行茶会,招待部分工商界人士。胡厥文也应邀参加,到会的还有“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章乃器、“味精大王”吴蕴初、“中国的爱迪生”胡西园、“铅笔大王”吴羹梅、“火柴大王”刘鸿生等。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依靠政治权势的官僚资本。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

  毛泽东接着又说到了一个与会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共如何对待民族工业的问题。他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毛泽东还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

  毛泽东坦诚恳切的谈话使胡厥文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随后,胡厥文和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人借用“特园”宴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同志。当时国共双方在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胡厥文认为抗战已经胜利,现在是携手共同建设富强新中国的时候了,对国民党强调要“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而共产党要求承认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合法地位感到迷惑不解。

  在会见中,毛泽东用事实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作战中发展壮大,为取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

  当胡厥文向毛泽东提出:“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问题,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呢?”这一问题时,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不进行武装斗争,恐怕早已被国民党杀光了,哪还有什么共产党呢?!”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胡厥文茅塞顿开。后来得知,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密令送发《剿匪手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又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布内战密令,向解放区进攻。这些密令和《剿匪手册》为解放军所缴获,暴露出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胡厥文对此十分气愤,回想起毛泽东不久前的一番话,不由得更加敬佩。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会见使我终生难忘!”

 

一往情深:周恩来的关怀

  1944年冬,周恩来和王若飞出面邀请重庆产业家举行座谈会。胡厥文、刘鸿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突出宣传了爱国主义,强调产业家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意多次到沙坪坝土塆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鼓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抗战到底,为国家和民族多作贡献。

  19451019日,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倡导,也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

  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一步阐述,还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原则。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了邮检,但《新华日报》还是将摘要登载了出来。周恩来的演讲对胡厥文震动很大。

  在胡厥文以后的回忆中说:“我有幸同他(周恩来)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往后,周恩来对胡厥文关怀备至。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周恩来、胡厥文以及中共其他干部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一位同志赶忙给周总理撑起一把伞。总理说:“我不要撑伞,你也不要撑伞。”他还要求其他带了伞的中共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周恩来却走到胡厥文的面前,对他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好从命。过后看大家都不撑伞,他也把伞收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来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这件事情虽然细小,却给胡厥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胡厥文得了肠癌,手术后,周总理打电话给他,专门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后,又找他长谈两次,讲述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周恩来这种以诚相待的态度,使胡厥文十分感动。实际上,周恩来当时也已得了癌症,正在住院治疗,但仍然这样关心尊敬党外老朋友,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使朋友难以忘怀。

胡厥文一生只蓄过两次胡须: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国后,为铭记国难,留了胡须,直到抗战胜利;第二次就是周总理去世后,当他听到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不思茶饭,他留起胡须,以明其志,决心为实现周总理提出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夙愿而贡献自己的余热。当时已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的一首五言诗《悼念周恩来总理》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

 

团结爱国:发起创建民建

  《胡厥文同志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话: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同志和其他进步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经过多次酝酿,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及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的火热斗争中。”

  参与创办民建的孙起孟曾有一段“专题”式的回忆:19458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接待了到访的黄炎培和杨卫玉。谈及胜利后的国家前途,三人一致认为,在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民族工业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胡厥文还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工商界人士大多不关心也不擅长政治活动,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还“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与,才能相得益彰”。他们议决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

  于是,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多次在土塆胡厥文家、张家花园菁园黄炎培家、冉家巷9号章乃器家和江家巷1号迁川工厂联合会,酝酿商议了24次创建民建的聚会。

  从1945821日至1216日,历时四个月,诞生了一个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参政党——民主建国会。

  胡厥文在民建成立的开会词中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光大”。

  参考资料:

  王子韩《胡厥文抗战时期组织工厂内迁》

  三湘都市报《“机器之友”胡厥文》

  刘虹《“机器之友”胡厥文》

  王子韩《胡厥文与毛泽东的交往》

  佟轩《周恩来与胡厥文的交往》

  刘仰东《胡厥文追忆:当年为什么创办民建》

  《黄炎培日记》笫9卷(1945.1.-1947.8

(摘自民建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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