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与以往一样,我们又迎来了逢五、逢十纪念五一口号发布周年的日子。这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去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勾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新选出的领导核心,正带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65年的风雨兼程,顽强奋斗,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正在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梦”从来没有如此贴近我们。
然而也必须看到,作为30多年高速发展必要条件的全球化国际环境,已经不复以往。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问题成堆,对外转嫁危机、制造麻烦、挑起事端、重拾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市场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无法再为中国提供旺盛的出口需求、充足的资源供应和公平的交易环境。世界经济政治风云变幻中不确定因素加剧。国内上大项目,外升内贬的币值与过度扩张的广义货币,遍地开花的房地产,扶摇直上的资产类和公益类产品价格,高投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管控、低保障、低福利、低法治、低人权、低附加值外向型加工业为主的国内经济结构,所导致公平失衡、收入两极分化、要素成本上升与就业形势严峻、资源环境代价高昂、辛勤与诚信距致富越来越远的矛盾已相当突出,现有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所维持的高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同时,社会建设进展缓慢;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度集中“总病根”的改革不进反退;司法改革徘徊不前;人们翘首以盼的官员公布家庭财产与收入的制度难产;灰色收入居高不下;奢靡之风盛行,炫富成为时尚,权贵的霸道、新富的张扬;食品安全、暴力拆迁、刚性维稳;高房价、高医疗和高教育支出的压力;生活成本上涨与底层收入缩水,使得社会冲突加剧。“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20年内中国国内外的趋势与过去30年相比天差地别”,“全球大趋势过去”,“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中国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2012年2月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随着人们的思想和热情与生产力一起获得解放,一方面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利益高度分化、各种思想空前活跃;另一方面,实现了温饱和小康的人们,其需求不可避免地上升到社会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更高层面。比之生理和安全的层面,这些需求更加多样化、更富个性色彩、更加不满足于被统一安排和集体解决,更难以在歌舞升平、压力机制和高调宣传中被冲淡和化解。单纯解决民生问题,注定只能更加激发出对合法权益与个人尊严的敏感,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渴望,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批评和对历史真相的挖掘探求。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皆缘之于此。刚性维稳和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唱红和学雷锋)越来越难以发挥曾经十分有效的治理作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创新必须赋以新的内容和举措。
今天,作为世界上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又处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巨大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利益纠缠渗透、各种矛盾交织混杂,各种思想碰撞激荡,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先进到落后、从富裕到贫穷,差距之大,情况之复杂历史上无一朝一代,现实中无一国一邦可比。这就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最大特色。
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是,借鉴追赶目标的余地越来越小了,水深石头也摸不到了,发达国家的原发性道路环境难以复制,全球化提供的阶段性机遇已经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仍在探索、发展、完善中,还不到成熟圆满,可以踌躇满志向人夸耀宣示的时候。没有人具有洞悉一切、统领一切、操控一切的超级优势和实力。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世所罕见的问题需要世所罕见的理念和决心,需要世所罕见对策和实施能力,需要世所罕见的执政党及其世所罕见的亲密合作者。中国历史又到了这样一个关头:世情、国情、社情、党情、民情的变化使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这样一个空前广泛、空前强大、空前有效的高水平政治联盟。这种联盟应该构筑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治开明、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法治健全、人民幸福、权利保障、公平正义、通达包容、资本驯服、权力制衡、不受暴力和欺瞒的宪政原则之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政体的基础与中坚。这既是发展与稳定相统一的现实要求,更是政治体制改革最易达成共识的切入点,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考验。
坦率地讲,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统一战线和政党制度不断前进,条件和工作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距离多党合作制形成之初的愿望和现实的要求还很远。历史上统战领域曾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这个问题至今也不能说解决好了;政治协商尚未容纳深化改革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破获的腐败大案、要案、串案、窝案能看到民主监督的效果有限,各地纠正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决策失误和工作偏差,亦鲜见民主监督的作用;参政议政的形式内容中与政治相关联的太少,多是一些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这些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媒体和学术界思想界同样可以议政的话题中,参政党没显示出任何专业水平和政治优势。我们的政党制度充其量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水平。
政党制度的责任和作用,就是在国家机器与人民之间架起桥梁,在政治领域与世俗社会之间建立管道;超越科层体系,向政府和政坛传递意见、输送人才。现代政党的力量和优势,来自于它能够超越地区、种族、阶层、行业、宗教、文化、时代场景和世俗政权的利害得失,以更高、更广、更加深入的角度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从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述争论中分出轻重缓急,将纷繁庞杂的社会信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结合国家(或地方)的环境、条件、资源禀赋、治理结构、发展态势加以整合提炼,从而拿出鞭辟入里、切合实际的综合政治见解和现实政策主张,使得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转换成通过一定程序的党际争执,由此施加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影响,并跟踪监督的过程。政党之间成功的交流、交锋、合作与妥协可以有效避免国家政治演变成区域对抗、民族分裂、宗教矛盾、阶级对立、文化冲突和社会动荡。我们的政党制度在这层意义上并无根本不同,摒弃的只是竞争执政,靠协商与合作来实现这一目的。只有各种思想、观点、主张都能容纳进来,通过我们的政党制度进行平等、理性、善意、建设性的对话与争论,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体系内寻求解决途径,利用统一战线的合理结构、运作方式和优良传统有序参与、把握方向、优化对策、化解矛盾、平抑情绪、求同存异,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
历史的进程势不可挡,内外的机遇和挑战孕育着新的变革,各种思想、观念、文化的汇聚、震荡和交锋,既蕴含着改革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强力封堵打压、高调灌输宣传、空洞僵化说教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拿出对世情、国情、社情、民情、政情、党情的新变化令人信服、具有穿透力的理论解读,坚信客观规律,坚信实践检验,有建立在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基础上的平等、客观、吸纳、辨析、竞争、说服、包容、导引的心胸和雅量,对许多业已澄清和证明的历史问题拿出面对、检讨和反思的勇气,才能驾驭局面、凝聚共识、树立信心、获取力量。否则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正义与无所畏惧的外在形象将会遭到损害,执政当局和现行政治体系长期所依重的意识形态优势和比金子还宝贵的公信力,将很快被磨蚀殆尽。
正如邓小平同志30年前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样,中国当前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执政党与国家机器高度融合,过深地卷进世俗权力的利益得失和执政党任务责任搅成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导致本来与政党无关的大量责任矛盾都被揽到执政党身上,而政治进程亟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质疑精神,以敏锐周详的洞察力,客观公正的判断,总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张和决定的先进政党功能的作用却严重褪变弱化。不仅自身不堪重负,而且很多问题看出来、知道了,就是无法下手。参政党小心陪侍,避实就虚,凡事一个调子,根本形不成监督与制衡。社会上各种思想、观点、主张甩开现有的政党制度,在体制外博弈。即使形成了推动政改进程的正能量,也与我们的政党制度没有丝毫关系。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更应该从制度上尊重成员的主体地位,引入社会评价机制,使真正具有参政党见解(大多数情况下,参政党提供的意见和建议都应该具有异质的特性,这是参政党地位和任务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独特的政党制度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善于争论、协商、合作的,确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让作风正派操守好的人才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最紧迫的,还是开放(参政)党内的言论自由。至少也要形成敢于讲真话,敢于讲实话的氛围。一方面,参政党亟需了解、汇集、消化社会上各种见解主张,通过争论、互补、交融,提炼整合出可以拿出来协商的意见,为势在必行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参政党上下,还不熟悉怎样在民主共和宪政下,平和有序地参与高强度的政治问题讨论,通过沟通、争论、协商、合作、妥协和包容充分释放善意;在激烈的交锋中,把握住最根本的政治原则;在纷繁的声音,提炼出自己的见解,与各方达成一致,争取民众的支持。真正做到“同心”合作,正面促进中共实现历史性进步,巩固其长期执政地位。这种训练应该从(参政)党内开始。本轮政治交接中,应该提倡像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梁漱溟、章乃器等学习。“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諤諤”,没有大批有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的“诤友”,参政党不会有前途,现行的政党制度也不会有前途。这才是我们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65周年应有的态度和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