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金秋，第98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始了。民建居港会员、民建中央第六、七、八届委员、民建广东省第四、五、六届委员潘以和先生如往常一样来到广州参加广交会的开幕式。一直以来，潘老都不懈努力热心于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日程很是繁忙。有一天晚上九点，我们有幸见到潘老并攀谈至午夜，再度感受到他精力的充沛，思维的活跃，做事的严谨和条理。潘老大多时候是一副乐呵呵的表情，与我们谈他的历史和现在，言谈悠然，举止淡定，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年近八十，历经沧桑的老人。
一
潘以和的祖父潘志仁是家业的创始人。对于子孙的名字他十分讲究，三个儿子分别叫宝来、宝求、宝安，四个女儿叫兴喜、兴好、兴蔼、兴银，他只求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希望儿女们和气生财，能够伴随好运，带来财富，不要再像自己那样穷困劳碌半生。
潘以和与弟弟潘以佳的名字也代表了长辈们的希冀：为人处世，必须以和为贵；经商理财，当然要能赚钱，可是，不应有横财暴富的非分之想，更不能不仁不义，忘掉父老乡亲、朋友世交，只有这样，钱才会赚得心安理得，事业才能渐入佳境。
祖父潘志仁年轻时为谋生而奔忙，在家里安上几台织机，从民乐墟买一点生丝回来，织几匹白胚纱，再到民乐墟上去卖掉，赚回几文钱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他们可以在放学后帮着家里动手纺织。家里的绸匹要不了多少天就积成了一大堆，潘志仁雇着人力划桨的“蛋家艇”去广州找销路。当时适逢民国初年中国丝织业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机。潘志仁把左邻右舍的货也包揽了下来，不停地穿梭往来于西樵和广州之间，几年下来，居然也攒起了一小笔钱。在几年的经营和不懈努力中，潘家在本村有了30-40台织机的能昌丝绸厂，在民乐圩有了“能记号”丝绸铺，在佛山有了“锦益号”纱绸庄，还参股广州宝信绸布行和香港德隆绸布行，又在本地购置土地100多亩，池塘数口，潘家远近闻名，渐渐变成了民乐首富。
潘以和1929年8月8日（阴历七月初四）出生在南海官山（今西樵）的民乐圩儒林坊福地村。这是一块儒家思想与商业意识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土地。潘以和是潘家的长房长孙。他的出世，给大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希望。
潘以和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虽被乡亲视为太子，可他却没有太子的坏习性，也没有少爷的坏脾气。他秉性随和，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富家子弟也好，贫苦农民子弟也好，他都谈得来，合得拢，一起下官山涌游泳、打水仗，一起上西樵山俯瞰辽阔的珠江三角洲，环游波平如镜、澄碧成顷的天湖，站在洗心石上仰观飞流千尺的瀑布。不过，潘以和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织机房。他喜欢听听“唧唧复唧唧”的织绸机声，更喜欢看织机女工是如何把一条条雪白细小的丝线织成一匹匹绸布，也喜欢为不愿停机的织机女帮忙做点什么的。
1936年春，7岁的潘以和上了志成小学。在家还有家庭教师教他读古书，明白古理。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卢沟桥制造事端，打响了公开全面侵华的枪声，战火很快蔓延到了广东。无奈祖父潘志仁和父亲潘宝来两父子决定把以和两兄弟送去香港继续读书。1937年春节过后，潘以和两兄弟被五姑带到香港，就读于九龙城的私立学校—--崇智学校。潘以和总成绩在班级的名次常常不是第二就是第三，学习非常好。随着日军烧杀抢掠等罪行愈演愈烈，潘志仁、潘宝来对远在香港的潘以和两兄弟也越来越不放心。1940年底，潘宝来断然到香港把他们接到广州与祖父一起住在十八甫南的冼基街并就读竹朋私塾。
日军占领广州后，昔日生意兴隆、经济繁荣的广州、珠江三角洲日益萧条。父亲潘宝来为了维持已有的事业，避免生意滑坡，无论严寒、酷暑，夜以继日奔波于民乐、佛山、广州之间。因精力耗损过度，于1941年夏天在佛山中暑，突然去世。
1943年春，祖父潘志仁回乡养病，于是潘以和跟随五叔潘宝安转到佛山，就读于养德学校。潘以和觉得在养德学校的日子过得特别有味道，他常带着依恋和感激的心情回忆说：“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是我毕生难忘的。养德的老师们不仅把商业意识和经商的本领传授给我们，而且还切切实实地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使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得益非浅”。
二
自潘以和出生后，潘志仁早就打定主意让以和在本乡一读完小学，就把他送到广州读广雅或培正等名校，然后上大学。可如今，日本的炸弹把他的如意算盘彻底炸毁了。
祖父潘志仁搬回老家西樵后，身体也是时好时坏，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创业的日子，盘算着怎么让儿辈们子承父业，把生意越做越大。可是，长子宝来去世了；三子宝求一向只经营民乐的“能记号”，没怎么出过远门；五子宝安在佛山虽然眼界比较开阔，经商的手法也灵活一些，但他身体从小就不太结实，常常生病，要通盘管理省城、香港、佛山的生意，恐怕也是力不从心。迫于无奈，1944年底，待养德学校放寒假后，潘志仁希望潘以和暂时先回来帮忙打理生意，等日本人打跑了，天下太平了再送他去读书。望着爷爷殷切的目光，再想想家里的实际情况，潘以和明白，自己的学生时代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他沉重地点了点头，答应了爷爷的请求。
首先在民乐墟“能记号”店铺帮忙。三五个月之后，潘以和对丝绸销售的各个环节要注意些什么大致掌握了，有时候，不是宝求叔教潘以和，而是潘以和经常来提醒宝求叔了。后来，在征得潘志仁同意之后，宝求叔干脆把打理“能记号”的大权全盘交给了潘以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就学到了不少本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知道潘以和的表现，潘志仁终于有了慰藉：老天有眼，潘家的生意总算后继有人了！
转眼到了1945年夏天，日本终于宣告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潘志仁去世了。经过了情感的大喜大悲，潘以和又以一个商人的清醒和精明来审视周围的世界。为了发展潘家的前途，他决定把潘家的生意做到国外去。
从定居在印度的姨丈梁少泉处入手，通过弟弟潘以佳负责主理的潘家在香港开办的“德隆绸布行”，把在国内采购到的丝绸布匹运到东南亚和印度去。潘以和则在省内到处联系绸布白坯的采购工作，或乘飞机到海外各地开拓新的客户，宝求叔和宝安叔则分别在广州、佛山、民乐继续做绸布的批发零售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尝试，潘家的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规模越来越大，效益也越来越好了。
进入1948年，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使得国内的销售业务越来越难做了。于是，潘以和更是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外贸上面。为了寻求新的出路，打开局面，潘以和于1948年初移居香港，以香港的“德隆绸布行”为大本营，穿梭于国内外各城市之间，进行商业活动。
1944年底开始，到1949年终，潘以和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一名令人啧啧赞叹的“商场少帅”，自然与他的出身背景、他的机遇等因素有关，但最主要靠的还是他的勤奋和诚恳的品质。
三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广州解放了的消息传到了香港，潘以和心潮澎湃，脑海翻腾，翻腾最多的意念，是眼前我该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做些什么。年底他特地到广州住了几天，看到了广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好形势、好气象，还拜访了商界前辈陈祖沛先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潘以和酝酿了一个行动计划：调资金到广州办公司，做进出口生意。他认为到广州开公司，又以香港德隆为转运站，把国家需要出口的物资收购后通过德隆卖出去，把国家紧缺的物资通过德隆买进来，这对于新中国、新广州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会有帮助的，对于潘家的商业拓展也是有利的。
1950年初，潘以和便带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从香港回广州定居，并毅然将大笔资金从香港调入，在广州设立兆和贸易行。说来也巧，当潘以和到广州工商局办“兆和行”开业手续的时候，正好碰到宝安叔来办理“宝信绸布行”的歇业手续。叔侄两人擦肩而过，宝安叔看着兴致勃勃的侄儿不听自己的劝告，将大笔资金抽调回广州办商行，只有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
兆和贸易行刚出世就遇着国家大环境的经济困难，对于刚刚踏足广州商海的潘以和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专用了几天时间，认真阅读研究党的经济政策，分析当前的情况，心眼越来越明亮。他最终认定只要有利国计民生的生意就该做，尽可能大做。他按照国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经营范围。潘以和的积极出色经营，帮了国家不少忙，在同行中崭露头角，深得领导赏识。
潘以和炽热的爱国心，越烧越烈，不但全身心投入做生意，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上街搞爱国卫生，防御美帝的细菌战，捐1亿元（旧币）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他多次带头购买公债，积极推销公债，凡是党和国家号召做的，他就全力去做。
兆和行的贸易越做越旺，潘以和的声望越来越高，先后当选为广州市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常委。他于1951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1954年当选为民建广州市委员会委员，并被邀列席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他一直关心民建的发展，积极参加民建会务工作，为民建的建设奉献财力、物力。在民建广东省委、民建广州市委分别搬入新址办公的时候，潘以和参与了香港爱国人士的捐赠活动，向民建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捐赠了空调、复印机、音响等崭新的办公设备。
1954年，为了响应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号召，潘以和从兆和贸易行抽出大部分资金配合公私合营。用了四、五个月时间，终于在当年8月1日，广州市私营的华南、大成、丽华三家缝纫机厂和私营广裕隆、祥发两家铸造厂正式宣布合并，改组成为公私合营华南缝纫机制造厂，公方代表赵元浩任厂长，潘以和被委任为该厂董事。
待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后，他被安排在广州轻工业品出口公司当经理，主持轻纺工业的出口业务。私方人员一般只能任副经理，潘以和例外地被安排为经理，说明领导对他的极大信任。同年，在广州举行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潘以和被任命为中国杂品（轻工业品）交易团副团长。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1月28日至31日，他光荣出席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召开的广州市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会议还选出潘以和作为出席2月22日召开的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之一。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在怀仁堂接见了代表们，并一起合影留念。潘以和亲眼见到了敬仰已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兴奋，无比激动，浑身顿时激荡起一股渴望前进的巨大力量。
四
但是1957年6月中旬潘以和被认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每天除了到会接受批判，就是写检查、做检讨。1958年春夏之交，他被正式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掉经理职务。1959年5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潘以和犯反革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发配到沙河石矿场做体力活。潘以和刚到石矿场时曾给当时的广州市领导写了几次申诉信，希望对自己的问题重新审理，但信均如石沉大海。之后，他也就不再写类似的申诉信了。
1962年初，潘以和被转送到英德的劳改茶场继续服刑。
由于潘以和的良好表现，他在短短几年中，曾经两次获得减刑的奖励。1969年夏天，潘以和被提前释放，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你入狱前是在广州工作的，不过当时你已经被开除公职，户口也注销了，看来广州你是回不去的了。看看你的老家是否肯接收？”本来，他还憧憬着有朝一日刑满释放，可以恢复公职，光明正大地回广州去，可如今，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几天后，潘以和忐忑不安地回到了久别的西樵公社民乐大队做了一名农民。大队副书记潘铭和说：“潘以和这个人哪，人家对他有一分好处，他就永记不忘；人家一时无奈做了对不住他的事，他也总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去体谅人家的难处。这样的人，实在是难得呀！”
1973年早春，大队里搞工副业创收，队委们讨论了很久，他们看中了潘以和，并让他抛开心事和顾虑去跑供销。在农村基层干部们的支持下，潘以和又重驰商海，成了生产队里的专职供销员。
潘以和对待每一件组织交予的任务都是孜孜不倦，全心全力为组织没日没夜地四处奔波操劳。只要耕耘，就有收获。他在民乐大队当供销员的五六年中，凭着他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经验，为队办企业联系到数不清的各类业务，使队办企业不仅成了许多国营企业的定点加工基地，而且因为有良好的销售网络而“货如轮转”，真正成为民乐大队经济上的支柱。民乐大队队办企业无论是规模、种类，还是产值，在全公社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
五
“四人帮”垮台后，整个潘以和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好转，大批香港同胞跨过了罗湖桥头，回乡探亲。香港、广州亲人也可以经常回到民乐来探亲访友了。亲人们经常团聚，可惜见不到弟弟以佳，因为以佳在1976年在香港因肾病去世了。
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朗了。在香港的宝求十分希望潘以和能回香港来打理他祖父和父亲创下的基业；而母亲也来信催促潘以和尽快办理申请来港手续。从感情上来说，潘以和何尝不愿意早日合家团聚，何尝不愿意接手由祖父开创的潘家的基业，在香港这片更大的商海中大展宏图呢。可是，另一方面，潘以和又实在舍不得这块故土和这里的父老乡亲；舍不得融进了自己的心血、日渐走上正轨的队办企业！
一些领导及前辈认为潘以和去香港是一件好事，他们也了解潘以和的为人，知道潘以和不是那种不念旧情的人，就算是离开了西樵，也决不会对家乡的事情撒手不管的。
动身的日子到了。大家在公社饭堂设宴为潘以和全家送行。潘以和热泪盈眶地说：“我一定会经常回来的！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忘记故乡！”
1979年春节前，与香港阔别20多年的潘以和回来了，香港在他眼里变得既新鲜又陌生。安顿下来几天后，宝求叔就催着潘以和到公司上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家的德隆绸布行扩建成华昌匹头有限公司，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华昌业务拓展不大。现在宝求叔就指望着潘以和来想办法发展华昌的业务。在董事会上，潘以和被任命为华昌公司的董事经理。
潘以和满怀信心，说干就干。在了解和分析华昌经营状况之后，他迅速形成了一个进一步发展华昌业务的方案。他不仅是个头脑灵活的策划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几个月后，潘以和带着资金和设备回到西樵开工厂，并且还兴冲冲地领着香港的亲属一起到西樵办厂。他了解故乡人民的淳朴勤劳，他相信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坚信回乡投资是于国于己都有利的大好事，是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的。
潘以和在经过了长期的考察之后，1994年，他到西安市与当地企业联手投资，开办了陕西华昌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潘以和担任公司的副董事长。在公司中，港方投入的资金额达400万美元之巨。该公司年产值达数千万元人民币，成为西安市的十大企业之一。
国内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潘以和对香港的华昌公司也进行了改组，先后分为华昌匹头有限公司、华昌丝绸发展有限公司、均润棉业有限公司，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潘以和还对华昌的不动产进行了调整，又和几个朋友合办起中键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涉足于香港、佛山、广州、中山等地的房地产开发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潘以和因此在公司中的实际地位不断提高，由董事经理，到董事总经理，再到各间公司的董事长。
由于潘以和的勤奋和诚实，再加上他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的及时研究和了解，他在商业活动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
六
潘以和的成功，还因为他有一个和睦亲密的家庭。工作再忙再累，他也绝不忘记对家庭的责任。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
潘以和对曾经在艰苦环境中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区丽贞一往情深，互敬互爱，相互体贴，无论到哪里，他们总是相伴相随，形影不离。潘以和先生对许多老朋友说过：“有我太太的伴随，我才会有安全感！”而区丽贞每听到这句话，总是报以深情的微笑。
潘以和儿子潘伟生在香港英皇书院毕业后，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读医科，随后考取了医学院士，并在格拉斯哥脑科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潘伟生回到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脑外科部主任，还被选为香港脑外科学会的会长。潘伟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娶了一个蓝眼睛的英国小姐乔芝兰（中国名）为妻。后来，乔芝兰随潘伟生到香港定居。她很孝敬公婆，常常带着儿女潘国英、潘国中、潘嘉羚环绕在潘以和伉俪膝前，为潘家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
女儿潘洁芝在随潘以和移居香港之后，也到英国深造五年。毕业后，潘洁芝回到香港，在华昌丝绸发展公司担任经理，负责公司的业务，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和丈夫常常回家来看爸爸妈妈。
潘以和把“和为贵”的精神在家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营造出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而幸福和睦的家庭生活，也使潘以和在事业上如虎添翼，在工作中有了用不完的劲头。
七
在潘以和大半辈子的生涯中，最感人的而又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倒不是他经商的成功，而是他对故乡、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自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活动起，潘以和经历了20年的坎坷岁月，但他总是笑着说：“那个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走了一些弯路，伤害了一些同志，也是难免的。我身为炎黄子孙，为国家、为民族付出一点牺牲，有什么恩怨可放在心上呢？其实，在当时我也坚信，大风大雨过了之后，必然会是睛天，是非总会有一个公论，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一直是这样看的，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就不会有人民的今天。”
南海商会、香港佛山工商联会、西樵同乡会在香港被人们誉为“三会一体”，国内的许多事，无论是引进外资回国兴办实业、捐款兴办发展国内的教育文化事业，还是组织回国旅游观光、赈灾扶贫等各种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潘以和总是闻风即至，有时是不请自来，甚至比国内的经办人员还要热情和负责，而且他还忘不了发动“三会”的同仁们一起行动。
据各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潘以和自1979年以来，先后向省内和国内捐赠了近百次。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底为止，潘以和总共捐出了近千万元港币，这实在不能算是一笔小数目了。
潘以和同时还是香港社团活动的热情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潘以和给我们的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着他在国内和香港著名社团中担任的职务：广东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广东外商公会常务会董、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广州市慈善会名誉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董、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名誉会长及会董、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名誉会长、香港国际工商联名誉会长、香港南海官窑同乡会名誉会长、香港潘氏宗亲会主席、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世界南海联谊总会副会长、香港佛山工商联会永远会长、澳门南海同乡会名誉会长、香港南海西樵同乡会永远会长等等。他组织和参与这些带乡谊性质的社团，是为了与同乡们彼此之间加强了解和合作。潘以和还是广州市荣誉市民、佛山市荣誉市民、南海市荣誉市民、湖南省韶山市荣誉市民。
潘以和虽生于富裕之家，但从少年开始，就经历着日本侵华，离家逃难的苦况，后又饱尝过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不宁、物价飞涨的滋味，因此，对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热情投进她的怀抱，紧紧跟着新中国一道前进，献出自己的青春。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发生过一些无妄之灾，受到过一些委屈，但他爱国的信念坚定不移，待人处事的胸怀豁达宽广。回港后，潘以和人在香港，心仍一刻不离系念祖国，为祖国的富强昌盛而奔忙。洽谈商务，外销内联，把国产丝绸布匹销往世界各地，再把世界各地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输进祖国内地，为祖国经济建设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