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快步地往朱荣英同志家走去。随着一声热情的“请进”，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这就是77岁的朱荣英同志，比我想象显得还要年轻得多的人，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朱荣英同志是广东南海市人，生于1928年，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1956年3月加入民建，任中国银行珠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律师，是民建九至十一届常委，广州市六至八届政协委员，1981年至1983年多次被广东省中国银行评为二、三级金融红旗手，还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工作者，1992年被民建中央、广东省、广州市评为优秀会员，第五届民建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1992年分别担任市特约监察员、市特约审计员，1990年至1996年被聘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

走进朱荣英家里，刚落座，我便打量一下房子，这是一个布局合理、干净整洁的家，可以看出，主人是一位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隔着茶几，我讲明来意便和朱荣英同志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从谈话中发现：朱荣英是一位很好的采访对象，他健谈，思维敏捷且平易近人，说起话来有条不紊。第一次与朱荣英近距离接触，我不仅领略他当年作为一名在金融线上叱咤风云的侨务工作者风范，更为他卓越的工作成绩所佩服。

1951年大学毕业走上生活的朱荣英同志，踌躇满志。那时广州刚好解放不久，广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迅速地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市场一片繁荣，人民安家乐业，社会治安良好，处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况。这一切，使朱荣英热血沸腾，兴奋不已。共产党的光辉，给年轻的朱荣英注入了新的活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为了冲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沟通侨汇争取外汇，组建专营侨汇业务的侨汇庄，在中国银行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业务、发展海外联号，接收侨汇并直接挨家挨户送侨汇上门，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派送二十多万笔侨汇从无差错，累计路程可绕地球几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朱荣英和许多人一样，遭到严重冲击，饱尝过各种脏累活，家里人为朱荣英的安全惶恐不可终日。这时民建组织也遭到破坏，停止了一切活动。面对那些没完没了的批斗和检查，面对那些繁重而无效的劳动，有些同志感到前途渺茫，不知所措。朱荣英时时在反思，自己又没做过违心违法事，怎么会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他对“四人帮”那一套既不理解，也极其反感。但他始终对祖国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忠贞不渝，他坚信党终会拨开迷雾调正航向。因此，朱荣英就以豁达的胸怀对待这一切，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

1980年中国银行珠江分行成立后，朱荣英同志负责开拓海外财产托收业务，填补了中国银行珠江分行在这个业务领域的空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势，给广州带来无限的商机，许多人与海外都有关系，他们当中不少人持有外币，而在当时外币是不允许自由流通，如何将社会上闲散的资金集中，使它们盘活起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善于开动脑筋和凭着自己多年工作经验的朱荣英，向行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外币应能自由存取的意见和建议，这一建议得到政府接受和采纳，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事银行工作近四十年的朱荣英不但资历深且经验足，在行长支持下成绩卓著，10年共办理案件300多宗，从海外和港澳地区托收和调回了3000多万港元，维护了权益人的合法权益，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他从1979年开始，年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并先后两次出席省、市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事迹曾在《广州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刊登。朱荣英说：“干我们这行，光有干劲还不够，还要有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和社会沿革知识等，否则就做不好工作。如不少诈骗分子乘改革开放之机，炮制假股票、假钞票行骗，我们就要凭借上述的基本功去鉴别真伪”。说着他讲述了一件事：当时有人拿着两张由美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面值100万的钞票，来银行办理海外财产托收，当即被朱荣英如数没收。持钞者不服上告总行、中级人民法院，甚至投诉至朱森林市长乃至国务院，并说：“朱荣英强抢二百万元！”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原来，持钞者是某中外合资公司经理，他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胡言，持绘制钞来银行办理海外财产托收。结果，诈骗集团的伎俩在过银行这一关时被朱荣英戳穿了。

依法维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是朱荣英同志本职工作中最艰巨的任务。在办理海外财产托收案件中，不少是颇费周折或等于“死案”（完全不具备办理手续的材料）。但他本着为客户所想，硬是凭着一股冲劲和敬业的精神，充分开动脑筋，不畏艰难万苦，细查事件来龙去脉，最终将“死案”变“活案”。如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有一大光亮火柴厂，因战事而结束后，该厂并没对股权持有人作出清算。八十年代该厂有股权持有人了解到中行珠江分行设有办理财产托收这一业务，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里找到了朱荣英，全权委托朱荣英他们去办理，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客户仅能提供是祖代留有大光亮火柴厂股份的说法，而没能提供股东折等凭据材料。朱荣英自接手后并没有畏难而退缩，他设法深入了解情况：从《大公报》上查到大光亮火柴厂清算一事，在肇庆通过业务关系从该厂另一股东折上查到该客户祖辈名字并复印下来，原打算经香港律师行可确认办理。然而，香港律师行的律师们认为，大光亮火柴厂股份早已清算完毕多年，不再受理。为此朱荣英没有气馁，他凭着长期的工作经验，充分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手段，请国内公证处再出一份原股东折股份证明材料，再次向香港律师行交涉，最终成功办妥此案，为客户挽回180万元损失，维护了权益人的合法利益。事后该客户深有感触地表示：“幸得珠江分行的朱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否则将终身遗憾”。朱荣英常想：现在他所从事的工作相当于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重要工作。关心侨胞、侨眷，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身上，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的，朱荣英同志对祖国的热爱，始终是忠贞不渝，他把对祖国的爱完全化作工作的动力。1985年他曾移民美国，1986年就毅然决然返回了祖国。对此很多人不理解。朱荣英说：“我的子女在美国工作，经济生活充裕，完全可以坐享其成，之所以没有那样做，其实很简单，我不愿坐移民监，且三个观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人要有点精神，有点能量，就应该在祖国发挥作用，工作越多我越想干，精神上才感到充实、有寄托，多做一点贡献是一件赏心乐事。况且今天我的一切完全是得到民建组织培养和关爱，得到政协、本行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朱荣英同志在本职工作上是出色的，而作为党派成员又如何发挥作用？自从1983年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以来，他同样把政协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认真对待。他常常想：“身为民主党派成员，无论何时何地，事事处处都应该联系到会员所起的作用，扩大会的声誉和影响”。朱荣英把对自己的这一要求和信条付诸于行动中去。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每年政协大会都递交提案，这些提案当中有的获得好评有的获得表彰。如《改善我市空气污染状况的建议》获市政协优秀提案。同时他还被政协广州市第八届委员会评为提供信息的积极分子。

1990年受聘广州市政府参事一职的朱荣英同志，切实履行参事职责，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参与市府治理“三乱”和跟随市六套班子检查区局级的“纠风”工作。在工作中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接纳和好评。他所写的《东山区个体劳协向会员收“社会公益”的情况反映》和《关于整治大街小巷的交通秩序的建议》受到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90年代初，市政府通过社情民意中心开展了“广州市菜篮子工程千家谈”活动。朱荣英同志分析广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优越，就会同其他参事一起下到和龙水库、新丰江水库进行调研活动，经过实地考察，反复论证，写出了《广州市发展水库网箱养鱼的报告》，建议将广州市的水库充分利用，应大力饲养高品质、高产量、高效益的加洲鱼（鲈鱼）、桂鱼、非洲鲗、鳗鱼4大类鱼种，这一报告受到市政府高度重视和采纳，并在社会广泛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朱荣英同志不仅在金融事业和参政议政上取得惊人的成绩，而且作为一名民建会员，同样也是一个表率。他热心党派工作，合理处理好本职工作和民建工作关系，积极履行民建会员参政议政的职责。特别是在担任民建金融支部主任后，结合成员的特点，积极探索加强支部建设的新方法，在丰富生活内容，使支部生活经常化、制度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他所带领的金融支部为此曾被民建广州市委员会评为先进集体称号，并推荐金融支部为省及全国先进集体。

在朱荣英家里我有幸见到的各种奖励，如：“民建全国、广东省、广州市优秀会员奖”、“广东省中国银行金融红旗手奖”、“广州市先进工作者奖”、“广州市政协优秀提案奖”、“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奖”……略数一下，足有20多份。这一张张金灿灿的奖状和一本本红彤彤的荣誉证书，凝聚了他为国分忧、为国奉献、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满腔热血，印证了他尽忠职守的心路历程。

悠悠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却更染红了他一生与党风雨同舟的赤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