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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和毛泽东的莫逆之交


黄炎培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在当今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黄炎培亲手创建民盟和民建并担任两党的第一任领导人。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四十多年交往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

炎培讲演 泽东景仰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5月,黄炎培邀杜威在上海举行讲座。消息一发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杜威推崇实用主义,而黄炎培则主张教育要务实,因此,两人在教育理念上有吻合之处。黄炎培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详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后,黄炎培奔走国是,常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黄炎培便途中阅读。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毛泽东自传》等书,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与黄炎培自己一样,毛泽东也是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两人虽都学历不高,但资历颇深,都属于经验型的政治实行家,长于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时好文擅诗,兼有诗人气质。黄炎培从这位未曾谋面的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了强劲的吸引力。

延安窑洞 共探“周期”

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194571日,黄炎培与傅斯年、左舜生等六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毛泽东迎接来访的黄炎培,握着黄炎培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令黄炎培感动不已。

7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窑洞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黄炎培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尤其是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历史性对话,亦称“窑洞对”。

谏言国是  情真意切

19492月,黄炎培经过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北京。3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京西郊。在西苑机场,黄炎培站在各界人士的行列中,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并随同毛泽东等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

黄炎培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泽东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深慰这时的毛泽东已是历史的胜利者。同样,历史也肯定了黄炎培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尤其是在访问延安后的为中国革命所付出的艰辛。

次日,在众多等待毛泽东接见晤谈的老友新朋中,毛泽东在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第一位会晤了黄炎培。毛泽东与黄炎培长谈良久。毛泽东的谈话涉及重大的建国方略,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毛泽东向黄炎培再三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有鉴于此,毛泽东深知黄炎培在民族实业的威望,重寄望于黄炎培对中族民族实业的振兴。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1954年以前,毛泽东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炎培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晤谈。黄炎培多次从毛泽东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

黄炎培是真诚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泽东的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炎培是有所保留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炎培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泽东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炎培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正因为此,黄炎培被称作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

对黄炎培的坦诚谏言,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炎培提出的意见,毛泽东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黄炎培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和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泽东都欣然接受。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出的国号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议,觉得“人民”与“民主”累赘,未予采用,黄炎培也宽容大度。

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泽东书信一百多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毛泽东亲笔给黄炎培书函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炎培多称毛泽东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泽东称黄炎培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诚挚交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充满着深厚情谊。

                                  (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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