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中国民族工商界的杰出代表。他先后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主委、民建中央主席，也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缅怀胡厥文先生的光辉一生，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执着的信念，对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显得尤为重要。

实业救国 壮志未酬

胡厥文先生，我们一般都亲切地称他为厥老。厥老，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0月7日生，江苏省嘉定县人（今属上海市），这个时期正好是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祖国贫穷落后，百姓任人宰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长大要实业救国的愿望。1914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在北京求学的4年中，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袁世凯为了要达到称帝的目的，企图借助日本在华的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经历了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厥老走实业救国之路的决心：他认为只有办实业，发展工业，生产各种用品满足人民的需要；制造飞机大炮武装军队，才能富国强兵，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1918年大学毕业后，厥老进了汉阳铁工厂，自愿从学徒工做起，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探索。几年的学徒生涯，他对车、钳、刨等一些基本技术、技能都能运用自如，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行家里手。1921年他满怀信心地创办了第一家自己的工厂——新民机器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又先后建了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厂、石城窑厂等企业，摸索了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机器制造工业武装日用品工业，以日用品工业开拓市场，发展生产。1927年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集会，厥老被推选为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主持同业公会的十年间，他竭尽全力带领大家继续着实业救国的探索。10年的实践。令他感慨万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民族机器工业市场狭小而不稳定。他“深感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难，实业救国谈何容易”。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为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厥老奔走呼号、带头并组织江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在迁移的过程中，厥老的新民机器厂损失6万元以上；合作五金厂的机器来不及全部撤走，被日军掠夺；长城砖瓦厂被日机炸毁。内迁历经千辛万苦，花费近两年的时间，机器设备、各类物资和技术人员等终于到达了抗战后方，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这批内迁工厂为提供抗战军需和解决军民生活出了大力，为奠定大后方的工业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政府为维护官僚资本的利益，垄断市场，操纵财政金融，进行商业投机，内迁民营工厂处于被压迫地位，只能艰难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厥老实业救国的愿望彻底失败。

建立民建组织 与中共同心同德

抗战结束后，厥老和黄炎培等商议，认为民族工商界要有地位，必须要有自己的政团，于是决定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为基础酝酿新的政党。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诞生，厥老是创始人之一。

厥老实业救国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在重庆与中共人士的接触和交往中，通过他的亲身经历，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领导人民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建即于5月23日夜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表明了民建响应“五一”号召的态度和立场。1949年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平举行，厥老作为民建的代表参加了筹备会，被推举为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厥老当选为委员，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厥老异常兴奋，他满怀豪情，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坚定信念 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

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及溃逃时的破坏，刚解放的上海成了一付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市场萧条、物价猛涨、人心浮动，一般工商业者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领导存有疑虑，对方针、政策也不够了解。当务之急是要使广大工商业者了解和相信党的政策，稳定思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解放的当天，厥老就联合上海的工商业者在《商报》上发表题为“我们要立即复工复业，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上海市工商界人士宣言”，表示要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原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

厥老在上海民建组织中主管宣传教育，他和俞寰澄分别主持召开了工业界、商业界人士座谈会，共22次，有效地消除了工商业者的种种顾虑，也听取和吸收了许多工商业者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建议和设想。为了使大家更深刻地了解新社会、新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厥老的筹划下，举办了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演讲会、座谈会、讲习会、讲座、学习会。每次活动，时间短则几天，长则半年。其中的“工商界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学习时间较长，还出版了简报和丛书。通过宣传教育，稳定了工商界人士的情绪，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对工商业者的方针政策，初步树立了对中共的信任感，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厥老是学机械制造出身，自己创办过工厂，对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一直关心和关注着。他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乱炸，许多工厂被炸，造成不少工厂停工减产。厥老针对上海经济生产不景气的状况，在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关于维持生产的建议，得到广大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的支持和响应。1950年6月，厥老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有关工业标准化的提案，受到政府重视。1962年7月厥老任上海市副市长。

1966年1月厥老调京，主持民建中央工作。他担任过民建中央第三届主任委员、第四届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厥老在北京虽身处逆境，但他还十分惦记着上海的老同事、老朋友，写信给他们：希望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国家的政策是不会变的。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厥老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纪念胡厥文先生诞生10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在讲话中说：“1959年，民建二大提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听、跟、走’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工商界中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起到良好的引导鼓动作用。他是这个口号的倡导者和模范执行者之一”。

为祖国四化建设 尽心竭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开始万物复苏，百废待兴，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商业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积极组织力量调查和了解广大工商业者的情况，协助中共落实好党的政策。

1978年，以胡厥文、胡子昂为首的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多次来上海调查研究，就工商业者应如何正确对待党的落政工作、怎样做好落政工作及落政后的经济建设、技术人员的安排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探讨。厥老在与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不会变，文革中查抄封存的东西一定会落实发还。现在应考虑落实政策后我们该这么办？他提出：必须做到三个有利，即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子女、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并号召大家交出一份像样的卷子来。厥老的话触动了大家的心扉，也为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联发起筹组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打下了思想基础。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正式成立。厥老闻讯后，欣然命笔，为爱建公司题写了“爱国建设”四个大字。10月，在厥老主持的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厥老曾多次说过：现在是工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他还多次与原工商业者谈心：不要因为年龄大了而颓废、消极，要以“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干劲，把自己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特长，为四化建设增砖添瓦、贡献力量。

厥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采访过厥老，厥老对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更应该注意机械的维修保养。”李记者叙述了其中的两件事:

1981年他（厥老）在武汉、福州、上海等地调查回京后，针对各地工厂企业机械维修方面的问题，提出了9条建设性的意见，他还致信姚依林副总理，建议国务院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认真研究了他的建议，国家经济委员会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1981年4月，胡厥文在苏州休假期间，了解了一些常州市工业发展和调整工作情况，听了常州市有关部门的介绍，亲自到东方红印染厂、人民服装厂、国棉二厂和拖拉机厂等单位调查研究，认为常州市在发展工业的道路上，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用多快好省的办法，进行现代化建设，闯出了新路子，是很值得各地中小城市借鉴的。这位当时已86岁的老人很快写出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胡耀邦同志看到这份报告后很受感动，立即批示道：“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90，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厥老身居高位，在耄耋之年还为祖国工业的发展操劳，赤诚之心令人敬佩。他不但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上建言献策，而且在国家政治建设上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孙起孟在怀念厥老的文章中写道：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厥老和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等负责同志商量，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要，不能因为是中共党内会议不提意见。经过讨论，两位“胡老”联名致函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信中主要提出4个问题和意见。一是提出“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确定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发挥和提高统战工作效益”的要求。二是指出“尊重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必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否则往往流于一曝十寒或形式主义”。三是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落实政策的决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广大群众对于政策贯彻落实的担心，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由此厥老等提出“落实政策工作的民主化问题”，认为“充分发挥和运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力量（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力量组织起来，自然更大）配合党政领导部门和人民共同努力，比请单靠领导同志的辛辛苦苦地批示，可能收效较宏”。四是要求解决民主党派、工商联在工作条件方面不难办到而又比较迫切的问题，并为此扼要地提出3点建议。厥老写的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胡耀邦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一上来就对厥老等同志的信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到会议“引出了胡厥文、胡子昂两老的一篇好意见”，他在讲话时曾不止一次地肯定两位“胡老”提出的4个问题和具体建议。

针对民建会内外领导班子老化的严重情况，厥老很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他不止一次说过，在新老交替的问题上，老同志要出以公心采取主动，诚心让贤。厥老在《回忆录》中说：“1987年11月，我在病中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陈云、邓颖超、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主动离休，我深感自己年事已高，长期住院，很少视事，应该让年轻的同志来更好地领导民主建国会的工作。我找孙起孟同志谈了自己的要求，坚决辞去了主席职务，并请他代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转达辞副委员长职务的要求”。

厥老给中共提意见、建议及主动让贤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和中共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战友、诤友。

厥老曾说过：我要活到106岁，亲眼看到21世纪祖国的新面貌！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实现这个最后愿望。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后辈凭吊，英名永垂！

我们要告慰敬爱的厥老，我们正在继续您的事业，为圆上中国梦而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来源：民建中央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