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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二三事


  为民主而斗争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普遍要求和平、民主。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与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会见,热情、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与蒋介石经过谈判,于10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人们热切希望能够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和政治民主。根据协定的规定,1946110日,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承认民建的合法地位,因此它没有正式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民建的黄炎培、李烛尘是分别以民盟代表和社会贤达的身份与会的。章乃器和马寅初、杜斌丞、邓初民、史良担任了民盟代表团的顾问。

  为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和平与民主,民主建国会积极开展各种会外活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民建于18日假座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到会政协代表、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共110余人。应邀出席的各党派政协代表有:中共的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的邵力子,民主同盟的罗隆琪、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的陈启天、杨记浚、常乃德;无党派代表王云五、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等。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褚辅成、王昆仑、阎宝航、陈铭德、蒋匀田等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茶会。章乃器代表民主建国会向与会人士宣布了《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

  意见书共分为8条:(一)开会前为表示协商的诚意,国共双方首先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解散特务机构。国民党政府应保证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使政党合法化。(二)会内须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以便讨论专门问题;会外组织军事调查团,以便及时查明双方冲突的真相及其责任。(三)会议完全公开,公布全部记录;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表示意见。(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先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成为最高政权行使机构。同时建立各级地方议会,地方官吏也须实行民选。(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必须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重选国民大会代表,重新起草宪法。(七)在过渡时期,必须商订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其内容除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外,还应包括经济民主化。(八)会议应检讨当前的复员问题和经济政策。章乃器要求代表们“抱必成的决心,死生以之,以求无负于全国人民的期望”。

  各界来宾在发言中,对民主建国会的意见表示赞赏。董必武说,民主建国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针对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发言中提出协商会议的成功,有赖于各党派“在利益上和意见上互忍互让”,“在理想上互让互容”的提法,董必武强调,“互让容忍和互相谅解的精神自然是很重要”,“但是容忍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协商会议第一应解决停止内战的问题,其次是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章伯钧在发言中说:“今天工商界代表组织起来支持民主是很好的现象,必须工商界和平民联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来宾在发言中,对章乃器所提组织顾问团的主张表示支持。

  自这次招待会起,民主建国会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14日,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章元善、孙起孟、酆云鹤访问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乐,阐明民建的政治主张,以争取美国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支持。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民建又于116日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第二次意见书,提出所望于会议本身者,“以争取人权保障之实现为先,政权之开放为次,治权之充实又次之”。“其次为商定共同纲领。”“党派权利可以让,宪政初基之圣洁与人民基本权利则不能退让。”第二次意见书还就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货币、企业自由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民建两次意见书中的不少主张,最后均被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所接受。

  为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民建还推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联络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发起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111日,民主建国会、救国会、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三团体联合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等20个团体的代表,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集会,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推选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陶行知,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35人为理事。协进会决定:(一)在政协会议期间,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一次,邀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二)在最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协进会自112日至27日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受到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参加者从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前3次大会在江家巷口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合作会堂”举行。因场地狭小,听众激增,自第4次大会起改在沧白路之“杨沧白纪念堂”举行。王若飞、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东荪、梁漱溟、郭沫若、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先后到会讲话。在此期间,协进会还于20日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陪都各界庆祝和平大会”,章乃器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此外,民建还单独举办了3次政治协商会议讲座。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和民盟代表在政协会议上的斗争,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随后便制造了沧白堂、较场口事件等政治血案。

  协进会召开的民众大会自举办伊始,就不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特务在沧白堂的民众大会上狂叫“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等口号,谩骂追打报告人和会议主持人,在会场敲锣、燃放爆竹,乱扔石块、木棍,打伤群众多人。对此,章乃器等自14日起逐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协进会的活动,公开揭露特务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反动派并未因此罢手,继沧白堂事件之后,特务们又在较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了一起更为严重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31日,历时22天的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项决议。为巩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促使五项决议的实施,民主建国会等23个团体组成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以下简称“筹备会”),章乃器等被推为筹备会负责人,并公开发布消息,通过陪都所有社会团体参加。

25日,章乃器偕同黄墨涵亲至市商会理事长仇秀敷家中,送交了给市商会的通知,并请仇秀敷转邀市农会、市工会、市教育会、市会计师公会、市妇女会、市律师公会、市中医师公会派人参加筹备工作,但在6日和9日的两次筹备会扩大会议,市商会等8团体均未派人出席。与会各团体代表经反复协商,决定庆祝大会于10日上午9时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推定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李德全、马寅初、徐崇林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柬请全体政协代表莅会,并邀请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李烛尘、胡霖、莫德惠、王云五等政协代表到会讲演。筹备会还印制了《告全国同胞书》,并拨出经费,连夜布置会场和构筑大会主席台。为防止特务捣乱,筹备会向警察局洽定了会场,请当局派军警到场维持秩序,并由中国劳动协会等团体成员到场协助。

  但是,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这次大会。会前陈立夫召集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市党部主任方治赓等面授机宜后,方治赓即指派中统特务吴人初(市教育会理事长)、刘野樵(市农会常务理事)准备了篡改大会主旨的演说稿、传单、口号,并雇用了一批袍哥组织的流氓,加上特务打手共计千余人,为破坏大会进行了周密的布置。

  9日深夜10时,刘野樵、谭泽森、古铎等,突然闯入章乃器家中,出示一份由市农会领衔但未盖公章的所谓“八团体公函”,声称“要参加庆祝大会,并须出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章乃器当即表示:“人民原是一家人,个人甚表欢迎。筹备会且曾发函通知,以未见派人出席为憾。”刘野樵等却诡称没有接到通知,章乃器当场举出事实,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同时允向筹备会转达他们的要求。为顾全大局,章乃器于当晚征得筹备会其他委员同意,决定多备若干“主席团”标志,接纳这些人与会。

  210日上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场群众达万余人。大会原定9时半开始,8时刚过,政协代表及筹备会推定的主席团成员尚未到达,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等,率领特务打手七、八百人,身藏凶器抢先进入会场,分组包围了主席台,部分特务则分布在会场周围街巷的出入口。刘野樵等自行登上主席台,待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到达时,刘野樵等即以推举大会总主席问题为借口,寻衅闹事。章乃器与刘野樵严正交涉,坚持按筹备会的推定,由李德全任大会总主席。刘带来的几个打手一拥而上,对章破口大骂,劈胸就是一拳。岂知章乃器多年习武,就势一闪,特务的拳头落了空。台上台下的特务大肆起哄,抢占扩音器,强行宣布“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施复亮等当即提出抗议,特务流氓们乘机挥动铁尺、钉棒大打出手,会场上砖石纷飞,秩序大乱,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皆被暴徒打伤,当场受伤及失踪的群众达60余人。章乃器得到几名青年的掩护,被戴上一顶便帽,护送出会场脱险。后来得知,暴徒们事先得到指示,要他们根据秃顶的特点重点围殴章乃器,故章在会场上第一个成为攻击目标。施复亮同系秃顶,因此也受伤最重。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筹备会于当日下午3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章乃器、郭沫若、阎宝航等向公众披露了血案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当晚8时,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章伯钧、沈钧儒等11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抗议,蒋介石见众怒难犯,以“出巡”为名,于次日离渝远避。血案的真相经《大公报》、《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等多家报刊报导后,很快在全国人民中间激起公愤,各地纷纷组成“二?一○”血案后援会,强烈要求惩治主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迫害的政治浪潮。

  国民党当局为混淆国内外视听,由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出面,公开造谣,将血案说成是“民众团体互相殴打”所致,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并扬言要“惩办此次肇事者李公朴、章乃器”。特务刘野樵等还盗用市农会等8团体名义,刊登歪曲事实真相的《启事》,并向重庆市地方法院诬控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施复亮、朱学范“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

  为揭穿反动派的种种无耻谰言,筹备会于213日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制造血案的真相;提出严惩主犯、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人民自由等七项要求。17日,筹备会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章乃器在会上驳斥了反动派散布的较场口事件系“地方性问题”、“法律问题”、“习惯问题”的论调,严正指出:“在陪都产生这样的血案,决不能看作只是地方性事件,这一破坏行动的企图,很明显是一种有组织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行动,所以不单纯是法律问题,而是一政治问题,是民主与反民主问题,至于说习惯,只是法西斯习惯”。他充满自信地表示:“光明终要战胜黑暗,正义在我们人民方面,同情也在我们方面,我们要争取民主,为民主而备斗。”

  其后,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愈演愈烈。22日,国民党挑动重庆部分学生举行反共、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9人。数日内上海、成都、北平、昆明、南京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游行,一时乌云翻滚,打风盛行。章乃器不畏强暴,始终站在这场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最前列,除与特务刘野樵等对簿公堂,进行法律斗争外,还不断在报刊上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在得知特务将再度对他施暴的威胁时,许多朋友劝他暂避,但他毫不退缩,在家中储放酒瓶、石块,准备给来犯的暴徒以迎头痛击。直到重庆市地方法院对这场官司以不了了之,他才离开重庆前往上海。

(摘自民建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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